今天我想跟大家分享关于崇州法院档案的故事。

1950年，在成都西南的一个小县城里，成立了县法院，2015年，我通过公招来到了这个特别的县法院。说它特别，是因为在此之前，我从未见过绿色外墙的法院，也从未真正走进某家法院。说它特别，是因为法院对我来说，是一个神秘而又神圣的地方，在此之前，我并不知晓法院是一个什么样的单位。说它特别，是因为每年春天，法院门口白色篱笆墙上会开满玫红的月季和粉红的蔷薇，红色花朵和绿色的审判楼外墙交相辉映,庄重严肃的法院氛围多了一抹靓丽的春色。

 刚来法院工作的时候，并不了解法院的历史，每天淹没在重复、繁杂、琐碎的行政事务工作中，直至半年的档案室工作经历，才让我对本院的历史有了另一层面的认识。在档案室工作的半年时间里，刚好是我院档案改革的重要节点，数字化扫描、档案托管、档案一级达标、电子诉讼档案改革等，正是因为这些工作，那些在档案密集架上沉睡了几十年的卷宗档案重新得见天日。密密麻麻的档案盒里，装的是一本本的卷宗，在我看来，她们装着的却是崇州市法治进程和法治历史。

崇州法院最早的卷宗档案诞生于1950年，牛皮纸的封面、手写的卷内材料和判决书，鲜红的法院印章，是我见到他们的第一印象。那时候案件数量少、案情简单，卷宗普遍比较薄，且大多为刑事案件，虽然卷宗盒子上积了灰、纸张有些风化，卷宗材料是各色纸张、各种手写字体，甚至有些字迹已经模糊，但法院的红色印章却历经岁月仍未褪色、鲜红依旧，像刚盖上去一样。

到了1960年代，崇州法院也一样经历动荡了的10年，最显著的特征就是法院印章消失在了诉讼卷宗里，卷宗判决书的落款，变成了“革委会”，卷内的材料也不规范，从卷宗档案的状态可以管中窥豹的看到当年的社会情形，了解到当时的社会状态。

在1980年代的卷宗里，我看了改革开放的足迹，社会经济开始活跃，从法院成立之初和改革开放之前，案件类型从只有刑事，开始出现经济类型的案件，如合同纠纷、借款纠纷等，这个特别的时间节点在法院卷宗档案里呈现，让我看到了共和国经济发展的重要标志和历程，改革开放以诉讼档案的形式呈现并记录了下来。

到了20世纪末，诉讼档案的类型不囿于刑事、经济，已经开始出现行政类、执行类案件，法院的卷宗类型越趋多样，卷宗材料也越来越规范、越来越厚重,每年的案件数量也突破了千字关。此后的最大的变化，就是卷宗的数量，2000年到2009年，案件的数量在2000到3000之间，2010年到2014年，案件数量3000到4000之间，到了2018年，案件数量已经突破8000件，2019年，已经突破了9000件了，到今年，案件数量预计会破万。

卷宗的厚度成倍的增加，档案工作量也在不断加大，众多诉讼档案和非诉讼档案保管、利用带来的很多挑战。一方面，从事档案工作的同事面临的压力越来越大，从另一侧面也反映出，实施全面依法治国后，人民群众的法制意识不断增强，社会的法治程度不断提高，司法的公信力也越来越强，法院是守护人民群众公平正义的最后一道防线意识逐步树立。

由于案件数量的激增，我们法院也和其他法院一样出现了案多人少的困局。针对此，上级法院提出了诉源治理、民事诉讼繁简分流等工作思路，在新的法治道路上不断探索创新解决法院工作困局的道路和方法。

从建院之初的百件案子到如今过万件，从5名工作人员到如今的100多人的队伍，崇州法院走过了风风雨雨的70年，而我坚信，走过70年风风雨雨的法院，能够在新形势下、新时代里，不断调整自己的步调，乘着司法改革的东风、借助信息化手段的翅膀、踏着电子档案改革的车轮，在滚滚的历史洪流中，迎接更加璀璨的未来！